上述中西城市历史足以让我们确立一个讨论城市问题的原点：市镇才是城市的典范，最典型的城市是市镇。
这样，城市化的基础被挖空了，而大城市病也就到处蔓延，而且可以设想，这样的大城市病在现有城市化模式下永远无解。尤其是在江南、在珠三角地区，散布着大量的市镇。
归根到底，在中国人眼里，最好的城市、最像城市的地方是北、上、广、深这些所谓的一线城市——— 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大城市。中国过去60年的城市化确实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行政权力控制城市化进程，这样的城市化当然是按照权力层级展开的。人们熟悉的欧美现代城市，大多数是从市发展而来。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中则有高达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受访者表现出向城市和县城流动的较强意愿：55.5%的人表示愿意到城市和县城居住，明显高于愿意居住在农村的比例(38.9%)，并且，年龄越小的群体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
这样的城市化模式是扭曲的。市镇的基础是市，市就是市集，一个市集会带动上下游的市集，市集的人流又会带动宗教、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育。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
为什么农民工没有更多选择？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富士康跟其42万员工之间，是一种自愿的就业交易，因为如果员工张三对工资和待遇不满意，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或者选择辞职。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是公认的事实。当企业间可以并购结盟但员工间不能结盟时，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即使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讲，如果民间占国民收入比重不上升，居民消费就难以更快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就只能持续。
按照经济学道理，判断工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努力让企业多增的产值。制度上的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业员工的谈价地位。
一般而言，工资应该跟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相关，应该随着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增加。如果只允许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也允许不同企业自由组成行业协会等各类行业联盟，而不能同时给工人组织工会并通过工会集体行动的权利，那么，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交易自由原则，而且为剥削创造了空间。但问题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城乡户口差、城市间户口差仍然存在，只要农村土地流转受限、民间金融受阻等等还继续，那么，选来选去，也跳不出那些报酬低、待遇差的就业机构，只能在那些户口身份更好因而权利更高的人不要的工作之间局部地自由选择。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经由工会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跟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自己地位的权利，是相配对称的两种权利。当然，在工业革命之前，雇工的谈价地位没有今天这么低，因为那时候的雇主企业规模不大，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享有寡头地位，因此，即使没有工会，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自由议价的地位相当，而且工资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直接面对面谈，交易非常人格化。同样地，高人权的社会里，劳动力成本必然高，因为那些国家的工人权利的显性价格会高。如果城乡户口限制能取消，那也能改变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就业选择空间。
第二，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笔者认为，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低人权优势在过去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不能为维持增长模式而限制权利一旦更多的工人权利得到保障、农村经济自由度得到提高，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还工人以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万员工，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就业贡献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员工数这么巨大的情况下，42万中任何单个员工对富士康的重要性会很有限。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多当然使单个工人的谈价地位低，但是也不至于低到几乎为零。《人民日报》报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今年多赚了100万，其中有20万是因为1000个员工的贡献所致，每个员工的新增贡献为200元(亦即，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上升200元)，但是企业方就是不给涨工资，或者只涨50元。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工会到19世纪后期才兴起，而不是在那之前。
经济史学者说，中国历来人口多而且勤劳又价格低廉，所以，通过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创造了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太昂贵，所以，逼着他们创造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地位的同时，员工的组织形式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演变，工会规模和地理范围在扩大。
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强化。但是，如果从法律上禁止自由工会、禁止任何非暴力形式的罢工权，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包含了强制性，包含了非自愿的性质，剥削就成为可能。
在大自由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哪怕在具体企业之间有局部选择的小自由，农民工还是在被迫接受一些不情愿的雇用交易，这当然就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但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过去二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并购重组，使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制造业公司在就业市场的寡头地位相对越来越明显，劳动价格的决定权越来越向雇主方倾斜。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那么，这些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否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呢？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的研究，从1995到2004年，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大约低五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的报酬太低、待遇不好，可以选择去李四公司。恢复工人的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趋势的必要一步。
也就是说，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这基本说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在增长，但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
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喜欢与否，劳动收入因为权利受限而难以更快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因为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否则，在就业市场上，大型雇主公司跟员工之间的议价地位会越来越不对称，工资跟劳动边际生产率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当工人方方面面的权利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时，当然就有了秦晖教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而且成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原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确有制度体系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劳动力权利受限、契约自由受限就是其一。
从经济学角度讲，一旦工人的一项选择权受到限制或禁止，那等同于把那项权利的显性价格压制到零，让侵犯那项权利的一方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所以，低人权优势等于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第三，从长远看，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的动力。
这时，员工们又能怎样呢？靠什么机制能保障他们的所得增加值尽量接近200元？一种可能是员工们自己跟雇主要求涨工资、谈判，但是在现代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架构下，单个工人的谈价势力的确几乎为零。那么，为什么工人议价地位这么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企业给出的工资，没有讨价还价实力？以往的答案是中国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工的供应几乎无限，所以，就业方没有选择弹性，企业方掌握完全的主动权
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确有制度体系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劳动力权利受限、契约自由受限就是其一。按照经济学道理，判断工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努力让企业多增的产值。